今天看新聞有個不起眼的消息,結構主義的大師,李維史陀,過世了。說來我跟這位大師不熟,不過我跟他所用的研究方法很熟,李維史陀使用的研究方式,就是我現在研究命理法則的主要方法,這篇文章就簡單交代一下我所知道的李維史陀,以及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給我的影響,當然,我並不保證我的一切陳述與用字是合乎文獻記錄或歷史事實,畢竟寫部落格不可能像發表期刊論文一樣,去窮究所有文獻,所有的文字記述主要是憑著個人的印象與記憶而寫。

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,歐美的人文社會學界籠罩在一種氛圍之下,當時有群人想要瞭解:「不管是法國人中國人印地安人,只要是屬於人類這個種族,是否都是透過某些通則,來理解這個世界的呢?」這個論點最初,是一位叫索緒爾的語言學者提出的,他是發現到,人類的語言,儘管各地方、各民族、各個時間點都不一樣,但結構都是一致的,都會有主詞、受詞、跟述詞,亦即看似紛亂無章的語言,背後都共同具備一個跨越時空的深層結構,他的這個論點有個專有詞彙:結構語言學,又稱符號學。

因為他的論證非常有力,很多不同領域的學者,也都想要在自己的領域裡,找到類似觀點的印證,這造成一種風潮,比如皮亞傑把這個觀點放入他的研究,於是有了發展心理學。而雖然沒看到直接證據,但我認為容格之所以提出集體潛意識的主張,應該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這種學術風潮的產物。

那麼,在這樣的學術氣氛之中,李維史陀扮演了什麼角色,足以讓人認定堪為一代宗師呢?主要是他透過自己親身的示範與實踐,提出了一套研究深層結構的方法,讓後世的人,有個學習的典範。大家都可以模擬他的研究方法,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裡,作自己想做的研究。

他的作法是先收集大量的原始資料,分類、解構它們,然後再歸結這些原始資料的基本構成。他最經典的一項研究,是透過親身查訪813個南美原住民的神話,來論證:人類對於這個世界的基礎認識,必然是二元的、對立的,比如生與死,甘與苦,光明與黑暗,正義與邪惡。人類得利用語言定義所有事物在二元對立關係中的相對位置,才能賦予它們賦予一定的社會價值和意義。

其實這個結論,就理論的層次來說,黑格爾早在19世紀初就完成了,但黑格爾的觀點,卻一直找不到一個方法去研究,因此,這個哲學假說就只能停留在解釋階段,無從實證,更遑論否證,直到一百多年後,李維史陀出現,才為黑格爾的哲學思想提供了一套研究與檢驗的方法。

所以這個研究方法當然是個典範,照李維史陀的分析方法做出來的結論,雖離科學研究的量化統計還有一段路,但是可卻為同屬於前科學階段的研究議題,找出了一個泛用的方法。國內學者黃光國正是利用這方法來進行本土心理學的研究。

命理學其實也是一個處於前科學的學問,所有的理論都來自實徵經驗的觀察,資料的累積止於師傳口授階段,尚未進入量化研究的模式,對於各種命理現象與規律的陳述,甚至還沒一個統一的詞彙跟評判的指標。在這種狀況之下,李維史陀的研究法,就可以派上用場。如果要問我做的命理研究跟別人有何不同,我想,我採用這個方法分析手中所有的案例,重建我的理論模型,是主因之一。所以,儘管我對於此人主要研究的人類學議題興致缺缺,但我還是謝謝他發展出來的研究方法,而且不只是我,我想所有因為他的研究典範而受啟蒙的學者,也會跟我有一樣的感激之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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